[導讀]無論是蘇聯(lián)還是東歐諸社會主義國家，后來在處理宗教問題上都不太成功，給我們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訓。由此，“社會主義與宗教”就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黨必須面對的一道政治難題
“社會主義與宗教”是一道政治難題--- 專訪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
宗教問題“三不”——“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柴愛新 | 北京報道
北京后海北沿毗鄰宋慶齡故居，清朝醇親王府原址，一座五進的院子，是國家宗教事務局辦公所在地。作為國務院負責宗教事務方面的職能部門，這里的氣氛忙碌而有序。
1月5日下午，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兼黨組書記王作安，在他的辦公室接受了《望東方周刊》專訪，這也是他自2009年9月上任以來首次在國內接受媒體專訪。
據資料顯示，王作安畢業(yè)于
南京大學哲學系，1983年至1987年在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工作，1987年至今在國家宗教局工作。出任局長之前，王作安長期負責宗教政策法規(guī)等方面的工作，發(fā)表過數(shù)十篇宗教理論文章，并出版了專著。
在他的辦公室，座椅后的書櫥里整齊擺放著一套《大藏經》，右手書櫥里則隨意擺放著大量文史哲類書籍，顯然是經常翻看的。
“社會主義與宗教”是一道政治難題
《瞭望東方周刊》：你有20多年宗教工作方面的經驗，在宗教問題上有著深入思考。你感覺在中國從事宗教工作，最大的難點是什么？
王作安：在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主張無神論，同時又實行宗教信仰自由，兩者關系如何協(xié)調，使之具有內在的統(tǒng)一性，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列寧在十月革命前（1905年)就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寫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和宗教》的文章，論述無產階級政黨如何對待宗教的問題。事實上，無論是蘇聯(lián)還是東歐諸社會主義國家，后來在處理宗教問題上都不太成功，給我們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訓。由此，“社會主義與宗教”就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黨必須面對的一道政治難題。
相形之下，我國在處理宗教問題上雖然也經歷過曲折，但找到了破解這一政治難題的正確路徑。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逐步學會用科學、客觀、理性的態(tài)度看待宗教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和政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新境界。
最重要的有這樣三條：在處理同宗教界的關系上，堅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團結合作”，結成了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具體處理宗教問題上，推進宗教法制建設，制定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確保宗教在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范圍內開展正常活動；在工作導向上，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發(fā)揮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抑制消極作用，使宗教跟上時代發(fā)展和社會進步。
當今世界上一些地區(qū)宗教沖突不斷，而我國宗教領域能夠始終保持團結穩(wěn)定的局面，說明我們處理宗教問題是正確的，而且是有成效的。
當然，也不是說沒有問題。隨著我國社會發(fā)生深刻變化，加上受國際復雜因素影響，宗教領域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和妥善處理。宗教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民族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就宗教而論宗教沒有出路，單靠宗教事務部門的工作也不夠，需要在改革和發(fā)展中綜合施策，需要全黨、各級人民政府以及社會各個方面都來關心和支持做好宗教工作。要說我們工作中最大的難點，也就在這里。
我從事宗教工作20多年，經歷了宗教工作從“冷”到“熱”的轉變，宗教工作的社會氛圍有了極大改觀。但是，如何讓各級黨政干部真正重視宗教工作、正確看待宗教問題、準確把握宗教政策、妥善處理宗教問題，從而使中央關于宗教工作的方針政策得到有效貫徹，仍然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瞭望東方周刊》：在當代中國政教關系上，一些西方研究者認定中國宗教是“官辦宗教”，或者叫“國家控制宗教”，并把此作為他們攻擊中國政府“壓制宗教信仰自由”的一個重要依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作安：主要還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偏見。他們的立論前提，就是認定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專制國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國家控制一切，包括控制宗教。既然是專制國家，當然就沒有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可能實行政教分離。只要留意一下西方媒體輿論，你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把中國的宗教劃分為“官方宗教”和“非官方宗教”（也叫“體制外宗教”)，對那些與政府不合作的宗教組織，稱作“真正的宗教”，并鼓勵他們成長為“民間民主力量”，只要中國政府依法管理，他們就大喊“迫害宗教”。其實，在任何一個國家包括西方國家，都要求宗教組織遵守國家法律，要求宗教信仰者做個好公民，但他們卻對中國拿出另一種標準，只要宗教組織在“體制外”活動，不受法律約束，就是民主的象征，就應當給予各種方式的扶持。
當然，并不是所有西方研究者都如此，隨著對中國實際情況有了更多了解，有些西方研究者的看法正在發(fā)生變化，越來越趨于冷靜和客觀。
比如，以前美國媒體上一直說中國控制印刷圣經，基督徒手上沒有圣經可讀，一些組織以此募集捐款向中國偷運圣經。2006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到美國紐約、洛杉磯、亞特蘭大巡回舉辦“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中國教會圣經事工展”，對圣經的出版、印刷、分送以及教徒讀經進行全景式展示，在美國觀眾中引起很大震動，主流媒體上有關這方面的指責由此退潮，偷運圣經活動也開始難以為繼。
政教關系是宗教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
《瞭望東方周刊》：你在最近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當代政教關系為“新型政教關系，以政教分離原則為基礎，以政教和諧為價值取向”。能否具體談一談？
王作安：在黨的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正確處理我國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中的五大關系，即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這對做好新形勢下的宗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大家也許對民族關系耳熟能詳，但宗教關系是一個新概念。我理解，我國的宗教關系包括信教與不信教群眾之間的關系、宗教與宗教之間的關系、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宗教組織與執(zhí)政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等等，后者實際上就是政教關系。
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教關系是宗教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古今中外，有各式各樣的政教關系模式，現(xiàn)代國家一般實行政教分離，以防止宗教干涉國家事務和國家干預宗教內部事務，這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種制度安排。由于文化傳統(tǒng)、社會制度、發(fā)展水平以及宗教狀況不同，各國實行政教分離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并不是千篇一律。
我國憲法上沒有明確規(guī)定實行政教分離，但從制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規(guī)看，體現(xiàn)了政教分離的精神。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其一，國家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維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其二，不能利用國家政權扶持某種宗教，也不能利用國家政權壓制某種宗教，國家對待各宗教一律平等，不厚此薄彼；其三，宗教必須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不能干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的實施。從我國政教分離原則的具體內容看，既有別于我國歷史上的政教關系，與其他國家的政教分離制度相比，也具有自身的鮮明特點，所以我說是一種“新型政教關系”。
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是為了團結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使信教與不信教的群眾聯(lián)合起來，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共同奮斗。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政教分離上，而是要在政教分離的基礎進一步追求政教關系的良性互動，實現(xiàn)和而不同的境界，達致政教關系的和諧，真正做到“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團結合作”。
怎樣解決黨政干部對宗教問題“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
《瞭望東方周刊》：近幾年中國舉辦了世界fo教論壇等大型的宗教活動，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在宗教問題上更積極開放了？
王作安：這幾年，中國fo教協(xié)會舉辦了兩屆世界fo教論壇，中國道教協(xié)會也舉辦了國際道德經論壇，在國內外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新中國建立以來，恐怕還是第一次主辦國際性的宗教會議，可以說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
這里有個大背景，黨的十七大以來，中央一再提出，要發(fā)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要發(fā)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應當說，我們黨開始以更加積極的態(tài)度來看待宗教，通過鼓勵宗教界發(fā)揮積極作用的方式進行更加有效的引導。宗教工作部門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朝這方面著力，并鼓勵宗教界自覺往這方面努力。
我們可以看一看這些國際宗教會議的主題，首屆世界fo教論壇是“和諧世界、從心開始”；2009年召開的第二屆世界fo教論壇叫“和諧世界、眾緣和合”；2007年召開的國際道德經論壇叫“和諧世界、以道相通”。都是高舉和諧旗幟、倡導和諧理念的。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經談到，長期以來，一些地方黨政領導不重視宗教問題的現(xiàn)象比較突出，基層黨政干部對宗教問題“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的現(xiàn)象普遍存在，有的黨政干部在貫徹執(zhí)行黨的宗教政策過程中，在“左了”和“右了”之間徘徊，在“松了”和“緊了”之間猶豫，感到難以把握。這個問題有何具體例證，下一步會如何著手解決？
王作安：一些基層黨政干部對宗教問題“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主要原因還是覺得沒有把握，不知道怎么管，管不好給自己惹事。
舉個例子，這些年宗教界積極開展公益慈善事業(yè)，做了許多好事，在社會上贏得了好聲譽，但有的干部就擔心，宗教界做這些事情肯定會擴大宗教影響，不敢鼓勵和支持，更不敢進行宣傳和表彰。當然，還有另外一種表現(xiàn)，這些年來一些地方為了發(fā)展旅游、提升影響，政府出面搞“宗教搭臺、經濟唱戲”，濫建寺廟和大fo，違反宗教政策法規(guī)，侵損宗教界權益，人為助長宗教熱。
出現(xiàn)這樣一些問題，主要是對宗教問題沒有正確認識，當然也不排除政績觀發(fā)生了偏差。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關鍵是要加強學習和培訓，特別是各級黨校、行政學院要把宗教工作列入培訓內容，要讓黨政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樹立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正確理解和貫徹宗教政策法規(guī)，還要了解一些宗教知識，努力增強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
在這方面，國家宗教局責無旁貸，我們準備組織力量編寫相關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宗教政策的干部讀本，會同有關部門推動宣傳和培訓工作。同時，宣傳媒體對宗教問題也要“脫敏”，不要一看涉及宗教就怕出事，不敢刊登不敢報道，要通過宣傳黨的宗教理論和方針政策，擴大社會知曉面，提高全社會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水平。
不能以教徒數(shù)量來衡量宗教工作
《瞭望東方周刊》：現(xiàn)在中國有些宗教信徒迅速增加，比如基督教，你怎么看待這個現(xiàn)象？
王作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信仰宗教的人數(shù)出現(xiàn)較快增長勢頭，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也有所增強。比如基督教，新中國建立初期是70萬人，據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統(tǒng)計現(xiàn)在已達1600萬人，而且主要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增長的�？紤]到還有一些基督徒沒有在開放的基督教堂點參加活動，實際數(shù)量還要多一些。出現(xiàn)這種情況，原因很多也很復雜，需要深入研究。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有三條：一是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人們可以自主選擇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再受到限制、干涉和歧視，社會在這方面越來越寬容；二是社會變動給宗教發(fā)展提供了新的空間，競爭激烈，壓力加大，利益分化，社會分層，不確定因素增加，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人們價值觀念趨向多元，宗教成為其中的一個選項；三是對外開放條件下外來影響擴大，特別是以基督教為內核的西方文化影響日增，許多年輕人追捧圣誕節(ji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國外宗教組織把中國當作信仰的“處女地”，通過各種渠道深入到我國內進行“開荒布道”，發(fā)展教徒，還有網絡傳教成為最快捷的傳教新方式。
《瞭望東方周刊》：對這種狀況，作為宗教管理部門如何應對？
王作安：一般來講，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宗教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增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對此用不著大驚失色。許多改革、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問題，還是要靠深化改革、科學發(fā)展來解決，倒退回去再用老辦法是沒有出路的。我們對宗教發(fā)展不可能不關注，但我們所關注的是正常發(fā)展還是非正常發(fā)展，對非正常發(fā)展，也就是違反宗教政策法規(guī)、妨礙社會正常秩序、煽動宗教狂熱的現(xiàn)象，要依法進行管理，不能聽之任之、放任自流。
這里要特別強調，衡量宗教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標準，不是看教徒數(shù)量是多了還是少了，而是主要看黨的宗教政策是否得到落實，宗教活動是否規(guī)范有序，宗教領域是否團結穩(wěn)定，宗教是否在促進社會和諧中發(fā)揮積極作用，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是否團結一致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用教徒數(shù)量的多少來衡量宗教工作成效，肯定會出問題。
記者：柴愛新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前有車后有轍，后面的敢改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