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羅大倫
繆希雍為明代著名醫(yī)家，常熟人，后遷居宜興、金壇等地，著有《先醒齋醫(yī)學廣筆記》、《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疏》等書，繆希雍提出了治氣三法、治血三法等理論，對邪氣的傳入途徑、脾胃病的證治等有獨到的見解，同時，繆氏精通本草，通過臨床實踐擴大了一些藥物的使用范圍，繆氏尤其對溫熱病的治療獨有心得，并對溫病理論的形成有所貢獻。同時，因為繆希雍生活在晚明的江南地區(qū)，這里是當時各種政治、學術思想非常活躍的地方，而繆希雍身處其中，獲得了比其他醫(yī)生更多的與各類學者的交往機會，這使得繆希雍成為了歷代醫(yī)家中一位具有較為獨特經(jīng)歷的醫(yī)者，我對繆希雍非常喜愛，所以，從江南考察回來后，突然想對繆希雍與東林黨人的交往進行分析，來看看繆希雍和東林黨人交往，到底會有一些什么變化。東林黨是明代晚期形成的一個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萬歷三十二年(1604)，被革職還鄉(xiāng)的顧憲成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及其弟顧允成等人，講學其中，其言論被稱為清議。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東南知識分子、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東林黨人提出反對礦監(jiān)稅使掠奪、減輕賦役負擔、發(fā)展東南地區(qū)經(jīng)濟等主張。他們還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等針砭時政的意見，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各種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娤Ｓ号c東林黨人的交往，應該始于丁元薦。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舉萬歷十四年進士。曾被選為中書舍人。上書萬言，極陳時弊。但是因為過于耿直，因此屢次被貶。丁元薦自己曾記錄與繆氏相識的過程，他說：“歲丁亥，交繆仲淳氏，仲淳豪爽自負岐黃之訣……”從此，開始了他們漫長的友誼，當時丁元薦仕途不利，一直居家，因此，他甚至開始向繆希雍請教醫(yī)學，在二十年后，也就是萬歷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丁元薦把繆希雍的一些醫(yī)案和自己的部分醫(yī)案合并，由繆希雍親自裁定出版，名《先醒齋筆記》，這部書就成為了后來《先醒齋醫(yī)學廣筆記》的雛形。在此期間，丁元薦向另一位東林黨的著名人物介紹了繆希雍，這個人物就是高攀龍。高攀龍，高攀龍(1562～1626)，明代文學家、政治家。字存之，又字云從、景逸。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授行人。因耿直被貶，又逢親喪家居，30年不被起用。在此期間,他與顧憲成在家鄉(xiāng)東林書院講學，時人稱為"東林黨"。高攀龍為首領之一。天啟元年(1621)，被召入朝任光祿寺丞，又升少卿。后因上書彈劾太監(jiān)魏忠賢，被革職返鄉(xiāng)。后閹黨派錦衣衛(wèi)緹騎前往逮捕，他投池水自盡，現(xiàn)在在無錫還有高攀龍自盡的遺址，好像叫“高子止水處”，在無錫市的一所中學校園里面。高攀龍擅長詩文，著有《高子遺書》12卷等書。在《高子遺書》的《繆仲淳六十序》中，高攀龍自己敘述了和繆希雍相識的過程，他記載到：“余年二十五而友于丁子長孺，一日，長孺謂予曰：‘今海內有奇士繆仲淳者，子知之乎？’余曰：‘未也�！唬骸淙诵⒂谟H，信于朋友，塵芥視利，邱山視義，茍義所在，即水火鷙赴之�！鄧@曰：‘世有斯人乎？’越三年，忽遇于內弟王興甫所，歡相持曰：‘此為仲淳矣�！斒菚r，興甫得異疾，勺水不下嗌，諸醫(yī)望而走，一息未絕耳，仲淳為去其脅膈中滯如鐵石如拳者二，興甫立起。肅衣冠，陳酒肴，拜仲淳。余驚曰：‘聞君高義，不聞君良于醫(yī)如是。’仲淳笑曰：‘吾少也病，而習之頗得古人微處，語世人，世人不解也�！侨�，與仲淳酒間談說古今事，絕不及醫(yī)，仲淳無所不妙解，而后，益信長孺言，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蔽淖种g，可見當年豪情。這就是東林黨的黨魁高攀龍與繆希雍的見面過程，而繆希雍治療王興甫一案，在《先醒齋醫(yī)學廣筆記》中也有記載，過程大致相同，可以與高攀龍的記錄相印證，而繆希雍在該醫(yī)案中采用的尋找壓痛點的位置，很類似現(xiàn)代醫(yī)學中診斷膽囊炎的莫菲氏壓痛點，但比其早了大約三百年。從見面開始，高攀龍就為繆希雍高超的醫(yī)術所折服，從此，他們也開始了長期的交往，一直到最后高攀龍被閹黨迫害自盡。從相識以后，高攀龍更是將全家的性命托付給了繆希雍。高攀龍后來記錄到：“又三年，余以使事至家，得仲兒，日抱弄之，兒忽得異疾，殆矣，一日夜半，余夫婦淚蘇蘇相語曰：‘是兒非仲淳不活，顧安所旦夕得仲淳？’坐而旦，門者報長孺至，余妄念曰：得無仲淳偕來乎？倒屣出見長孺，果偕仲淳來，果一藥而活。是后，余婦、余長兒、余婿、余孫、第遘危疾，皆以仲淳活。于是余邑中不能知仲淳，能知仲淳醫(yī)，每仲淳過余，客武相接也……以方寸紙授方治之，無弗活，而一時同志家，所活無不如余家者�！蹦翘�，我給
厚樸中醫(yī)學堂講課，有個學生課間問我：古代這些醫(yī)生寫書，是不是僅僅寫自己治好的病例，所以顯得特別厲害��？其實，我們要看看高攀龍前面寫的話，就清楚了，“無弗活”意思是沒有不救活的，可見療效之好。關于高攀龍敘述的這些治療過程，我們從繆希雍的《先醒齋醫(yī)學廣筆記》中可以找到詳細的記載，比如高攀龍的妻子、女婿等醫(yī)案，甚至還有治療高攀龍家里的仆人、鄰居等的醫(yī)案，可見，當時繆希雍在高攀龍的生活圈中的重要地位。高攀龍對此敘述自己的生活：“不能無疾病之苦、兒女之憂，得仲淳免于二者，余常手額祝曰：天生仲淳為吾輩也！”而高攀龍所言：“一時同志家，所活無不如余家者”也說明當時東林黨中很多人都開始找繆希雍診病，而繆希雍也漸漸成為了他們生活中的一員，很多東林黨成員都把繆希雍當做兄長對待。而東林黨后期的首領錢謙益，也在這期間成為了繆希雍的好友，在錢謙益的《牧齋初學集》里，收錄了錢謙益為《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疏》寫的序，在這篇文章里面，錢謙益詳細地記錄了與繆希雍交往的一些細節(jié)，從這些細節(jié)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錢謙益尚在年輕，兩人關系密切。而且，從后來的一系列文獻我們可以知道，錢謙益后來成為了非常了解繆希雍生活的一個人，比如，關于繆希雍的墓地，一直莫衷一是，一說為葬于破山寺前，但是錢謙益則很確定地說：“葬在陽羨山中”，因為錢謙益非常詳盡地描述了繆希雍與于中甫、于潤甫兄弟的交往過程，并且講述了繆希雍去世后于潤甫為其營葬的過程：“當諸公結交之日�？娭俅疽圆家路Q長兄，仲淳歿，潤甫經(jīng)紀其后事，恤其寡嫠，奮身為之。”正是因為錢謙益了解如此多的細節(jié)，因此，錢氏所言繆希雍葬于陽羨山中之說較為可靠。從東林黨人留下的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了解到繆希雍與東林黨人的交往活動，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為其診病是他的主要內容，但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既然診病是一個醫(yī)生的日常工作，那么，為東林黨人診病，是否有其特殊的意義。對此，一個最容易出現(xiàn)的想法，是東林黨人是當時知識分子的主流團體，與其交往可以擴大自己作為一個醫(yī)生的聲譽，我們不能排除繆希雍也有此想法，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思考，我們會發(fā)現(xiàn)繆希雍當時已經(jīng)獲得了很高的聲譽，患者較多，似乎并不需要以此來擴大業(yè)務范圍。那么，繆希雍與東林黨人交往，還有什么更深層的目的呢？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繆希雍除了給東林黨人診病，還似乎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與其探討政治思想等問題，比如，在與高攀龍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高氏就記載：“與仲淳酒間談說古今事，絕不及醫(yī)，仲淳無所不妙解，而后，益信長孺言，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吾嘗語仲淳以中庸之理，仲淳心洞然，如鼓應桴、谷應響”，可見，高攀龍與繆希雍在交往中是經(jīng)常探討學問的。而在與錢謙益交往的過程中，繆希雍也很熱衷談論治國之道，如在一次宴飲中，繆希雍論述治國之策后指著鼻子問錢謙益：“子有醫(yī)國之責者，今將謂何？”錢謙益自己記載到：“余沉吟不能對”。那么，這事兒我們就該想想了，我們需要弄清楚的是：與當時處于政治思想活動前沿的東林黨人進行廣泛的思想交流，對繆希雍的學術思想格局的形成有什么作用呢？這，恐怕要從東林黨這個學術團體的特性談起。東林黨是一個學術思想非常活躍的團體，東林書院的教學活動，主要采用明代盛行的會講方式。顧憲成親自制定了《東林會約》，對會講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規(guī)定。東林書院的會講實行定期召開的制度，規(guī)定每年開一次大會，每月開一次小會，每次會講的時間是二天，每次公開推舉一人主講一場，主講人主要是推崇程朱理學的學者，往往是《四書》、《五經(jīng)》中的一章。但為開闊大家的眼界，東林書院也聘請各領域學有專長的學者來講學，如首先提倡并研究西方科學技術的李之藻、徐光啟、楊廷筠等。正是在他們這種注重社會實際的思想指導下，東林講學不僅包括儒、釋、道、哲學、文學、史學等諸方面著述和思想學說，而且還常常讓與會學人就各自關心或感興趣的各種問題，包括種種社會實際問題開展學習和研討，聽講者主要是蘇吳地區(qū)的一些杰出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上受排斥的中下層官吏等。演講時大家虛懷以聽，演講完畢以后，則可以自由辯論，提出不同的見解，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問。這種會講，比當時官學的學術思想活躍，既討論學術問題，又議論國家大事，顧憲成為東林書院題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正是當時這種氣氛的真實寫照。根據(jù)文獻記載，我以前一直覺得當時的會講是大規(guī)模的，成百上千的人在聽，以主講者演講為主，等到了無錫，看到了東林書院的規(guī)模，才知道，每次聽講的人并不多，最多幾十人，可能是三十多人的規(guī)模，這樣，是很容易大家進行討論的，所以才明白為什么當時是主講和討論結合的�？梢姡敃r東林書院不僅僅是集中了一些精英知識分子，而且，還建立了一種非常開放的學術交流方式，這使得當時東林書院成為了一個學術思想異�；钴S的地方，各種思潮在此匯集，這對啟發(fā)學者的思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應該說東林書院是當時學術前沿的代表之一。那么，浸yin在這種氣氛之中，對做為一個醫(yī)家的繆希雍有何種益處呢？我們現(xiàn)在可以得到這樣的共識，如果試圖在某個領域達到較高的境界，僅僅具有該領域的知識往往是不夠的，此時，通常更需要一些方法學的幫助，而這些方法學的內容，很可能不僅僅來自于本領域，其他領域提供的方法學知識，往往具有非常獨特的啟發(fā)作用，在很多時候，這種啟發(fā)甚至是在本領域所難以獲得的，而這些來自其他學科的、角度獨特的方法學內容，會為本學科的發(fā)展提供難得的養(yǎng)分，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會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也正是為什么很多學科的大師，往往兼通其他學科的緣故。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則繆希雍從東林書院處能得到的收獲則很清楚了，正是經(jīng)常參加東林書院的活動，與諸多的東林黨人探討學術思想，使得繆希雍得以保持與當時全國最前沿的知識分子團體的交流互動，使得自己的學術思維保持活躍狀態(tài)，也能夠從更多的角度思考醫(yī)學思想的發(fā)展，這是其他的醫(yī)生所難以企及的。當是時，中醫(yī)理論已經(jīng)積累到了一定的階段，溫病思想開始萌芽，此時，正是需要進行推陳出新的理論探索，因而，開放的思維方式在這個階段也顯得十分重要，而繆希雍從東林書院鮮活的學術氛圍中，所獲得的自由的空氣也顯得彌足珍貴。我們再看看繆希雍的學術思想，他提倡外邪從口鼻而入，提出對熱病的治療需要以清涼之藥，倡滋養(yǎng)脾胃之陰的涼潤之法等，這些都是對中醫(yī)理論的發(fā)展，而這些發(fā)展都需要突破以往的藩籬另辟蹊徑，在這種情況下，開放的、創(chuàng)新的思維方式則顯得十分的重要。在中醫(yī)歷史上，有若干階段其他領域學術思想的發(fā)展影響到了中醫(yī)的發(fā)展，比如宋代儒家思想活躍，直接導致了金元時期的中醫(yī)流派的出現(xiàn)；而明末時期各種學術思想的活躍，也直接導致了中醫(yī)在明、清兩代的大發(fā)展。我們研究醫(yī)家的成長軌跡，最大的意義在于為中醫(yī)的發(fā)展提供思路，而明末諸位醫(yī)家的成長軌跡，無不顯示著多學科交叉對本學科的促進作用，比如同時期的張景岳即可與繆希雍相映襯，張氏從排兵布陣中獲得了治療原則的啟發(fā)，繆氏則從治國安邦的思路中得到了理論發(fā)展的啟迪。張景岳天文、歷法、音律、兵書等等無不精通，我曾經(jīng)寫過，他的學問的底子是十分深厚的，所以才造就了這么一位中醫(yī)大家。而隨后的喻嘉言也具有相似的歷程，喻氏更是把“會講”的方式引入中醫(yī)，開創(chuàng)了中醫(yī)課堂教育的先河，這些中醫(yī)名家的出現(xiàn)，看似偶然，實則具有深刻的人文底蘊。因此，以明末時期醫(yī)家與文人的交往經(jīng)歷為文本，深入探討其他學科對醫(yī)家成長及中醫(yī)理論發(fā)展的促進作用，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發(fā)人深思的啟示�，F(xiàn)在，中醫(yī)大師越來越少了，這讓大家很頭疼，怎么能夠出現(xiàn)更多的中醫(yī)大家呢？從古代中醫(yī)大師的形成過程中找找，或許會有很多借鑒，當然，我寫的只是原因之一，中醫(yī)成材的原因很多，道德的高尚，臨床的歷練等，都是原因，我覺得，開闊活躍的學術思路，也是原因之一。今天寫的認真了些，其實，各個學科都是一樣的，我寫的，不僅僅是給中醫(yī)圈的人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