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重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yī)藥學院
任何一個學習和研究中醫(yī)的人，都必須在傳統(tǒng)的文、史、哲以及邏輯、道德倫理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質，進而磨煉自己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習慣，使扎在國學中的方法體系這條根更深、更牢。
近代中醫(yī)史上的最大失誤，是人們對國學的冷漠甚至背叛。國學遭到冷漠，中醫(yī)便隨之朝著經驗化的方向倒退。
國學，是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春秋秦漢之際，是中國學術文化的盛世，那時候在國學的基礎上孕育了中醫(yī)，并成熟發(fā)展至今，為全世界所獨有。討論當代中醫(yī)發(fā)展的問題，當然不能忽視國學。
學問之道 國學為基
1923年4月，梁啟超先生應《清華周刊》記者之請，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將他認為的“要目”分為五類，即“修養(yǎng)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類”、“政治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時涉覽書類”。全部“要目”共計137種書。
同年，胡適先生也應《清華周刊》之請，為清華同學們擬出《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這份“書目”分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學史之部”三類。盡管他對文學史方面有所側重，但是從思想史的書目而言，與梁先生的選書思路，可以說基本一致。梁、胡二先生學貫中西，是中國一百年來“新文化運動”中頗有建樹和影響的人物。他們對于國學的立場，當然值得人們重視。
梁先生在上述“要目”之后，還特別為青年學生附了一份《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他解釋說：“‘要目’中所列五項，倘能依法讀之，則國學根基略立，可以為將來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恐不能人人按表而讀�！币蚨瞥隽恕盁o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的“必讀書目”。這一“必讀書目”中，包括以下25種國學重點書：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
梁先生要求青年學生必須學好國學，其用意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陶冶道德、人格。他認為，“若并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他強調，“學問之道……所難者莫如立身，學者不求理義之學以植其根柢，雖讀盡古今之書，只益其為小人之具而已�！�
其二，主張文化多元。他自己認真地讀過許多西學的書，比如《萬國史記》、《瀛環(huán)志略》、《列國歲計政要》、《格致須知》、《西國近事匯編》、《談天》、《地學淺識》等。但他認為，在以傳播當代自然科學為主的清華學堂，“讀書自然不限于讀中國書，但中國人對于中國書，至少也該和外國書作平等待遇”。他強調，“任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于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果真如此，“我們把美國藍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幾十位來便夠了，又何必諸君呢？”
其三，國學博大精深。僅從他“行篋無一書”，“竭三日之力”而寫下137種國學“要目”的同時，并涉及推舉、評議后世注家的書目80種這一事實，既表明國學的博大精深，也表明梁先生國學功底之雄厚。所謂發(fā)展、進步之說，只能是傳統(tǒng)基礎上的歷史性演進。倘若置傳統(tǒng)國學于不顧，就好比欲建高樓，卻忘記了打好根基一樣。當代中國青年人尤其要讀好國學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其四，增強記憶，磨煉思維。梁先生以為，只有“資料漸漸得豐富，再用眼光來分析它”，才會產生思維的成果。這里的“眼光”，其實就是由記憶磨煉而來的成熟的思維方式。中國古今的名人，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7位海外華人，他們成功前的思維方式的磨煉，無不得益于國學。
人文與思維 源頭在國學
就國學所涉及的知識范疇，大體而言，包括文、史、哲三大類；具體而言，涉及社會、政治、經濟、道德倫理、邏輯等方面。一個健全的人格，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質；一個成功的專門人才，更需要博涉人文知識。所以，西方的弗朗西斯·培根關于“史鑒使人明智,詩歌使人巧慧,數(shù)學使人精細,博物使人深沉,倫理之學使人莊重,邏輯與修辭使人善辯”之類的話，講的也是人文素質的方方面面�？梢娫炀腿瞬诺摹按蟪芍保徽摉|方還是西方，無不特別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yǎng)。
《詩經》、《書經》、《易經》，無疑是國學之首�！对娊洝穼儆谖膶W藝術范疇，《書經》的內容著重于史學，《易經》講的主要是哲學問題。而文、史、哲都屬于形上性的學問。所以從方法論、認識論來講，學習和研究文、史、哲，對于磨煉并善于運用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方法是至關重要的。這里以詩、史、哲為例，做一些說明。
以詩而論，詩是文學中最精粹的藝術形式。凡論詩者，必言比興。“比”，是綜合、是類比；“興”，是演繹、是抽象。在綜合的觀察中選擇出最恰當、最有代表性的類比，由此演繹出最有感召力的藝術想象、意識、境界等，這就是詩的比興。所以人們欣賞詩或者創(chuàng)作詩，應當是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方法在文學領域的磨煉或者運用。
以史而論，史學是對歷史的現(xiàn)象及其過程的總結。綜合地觀察和研究諸多的歷史現(xiàn)象及其過程之后，或從中得到某種具體的啟示，或從中總結出某些重大的觀念，于是便形成了史學。所以讀史學或者研究史學，應當是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方法在史學領域的磨煉或者運用。
以哲而論，《易經》是人所共知的哲學巨著，《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和《論語》、《孟子》等皆屬之。哲學家所要面對的，是自然、社會、思維、生命領域里無限變易的現(xiàn)象及其過程。哲學家通過綜合地觀察、類比地研究，進而加以演釋、抽象，方能從無限變易的現(xiàn)象及其過程中，領悟到以上各個領域的某些規(guī)律和原理。所以讀哲學書或者從事哲學研究，應當是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方法在哲學領域的磨煉或者運用。
梁先生所謂的“磨煉思維”，就是指在國學的熏陶下，逐步提高學習國學、研究國學的邏輯思維方法的過程。這種“磨煉”，是兩千多年來國學在治學方法上的突出特點。
國學為沃土 中醫(yī)是名木
人們常說，中醫(yī)是植根于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中的瑰寶。這一句話，絕不能當作一個空洞的口號。
人們面對著天地間的萬事萬物，其中一部分事物，人可以運用分析—歸納的邏輯方法對它加以認識。但同時另有一部分事物，人是沒有可能，或者沒有必要對它進行解剖、分析的。當年國學所面對的，就是一個沒有可能，或者沒有必要對它進行解剖、分析的世界。
而中醫(yī)所面對的“對象”與國學所面對的“世界”，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自然、社會、生命領域的，不斷變化著的現(xiàn)象及其過程。因此都屬于形上性的，也都是“沒有可能，或者沒有必要對它進行解剖、分析的”。
正因為如此，國學的觀念和思維方法，本質上就是中醫(yī)的觀念和研究方法。尤其《易經》、《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哲學
論著中所體現(xiàn)的觀念和思維方法，與中醫(yī)的關系更為密切。所以，以中醫(yī)的陰陽五行學說為代表，在天人相應整體觀念基礎上的，以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為特點的方法體系，就是中醫(yī)深深地扎在國學之中的無法切斷、也不能切斷的根。
自然而然，任何一個學習和研究中醫(yī)的人，都必須在傳統(tǒng)的文、史、哲以及邏輯、道德倫理中，健全自己的人格修養(yǎng)，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質；進而磨煉自己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習慣，提升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水平，使扎在國學中的方法體系這條根更深、更牢。
國學遭冷漠 中醫(yī)經驗化
近代中醫(yī)史上的最大失誤，是人們對國學的冷漠甚至背叛。從第一版到第七版全國中醫(yī)院校統(tǒng)一使用的教材來看，國學的內容，微乎其微——國學遭受到冷漠，中醫(yī)便隨之朝著經驗化的方向倒退。
幾十年里，人們一直醉心于用西醫(yī)的研究方法改造中醫(yī)。然而，西醫(yī)分析—歸納的還原性方法，與中醫(yī)綜合—演繹的系統(tǒng)性方法相比，兩者的思維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從科學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關系而言，用西醫(yī)的研究方法改造中醫(yī)的“西化”之路，本來就是一條死胡同。幾千年來，中醫(yī)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方法論，形成了自己的科學理論體系，臨床技術體系。與此同時，也有長期積累的豐富臨床經驗。當扎在國學之中的研究方法的根系被切斷的時候，中醫(yī)的科學理論體系與臨床技術體系將隨之衰落。而當中醫(yī)的臨床治療失去原有的科學與技術體系支撐的時候，中醫(yī)便淪落為不見文化思想深根的
浮萍草——游離于自身科學與技術體系之外的中醫(yī)，所留下的只是原有體系中的經驗部分了。然而經驗是人類認知過程的初階段，它是不能稱之為科學的。
下面舉一些例子，對于理解“中醫(yī)經驗化”，或許有益。
1956年創(chuàng)辦北京中醫(yī)研究院時的主旨觀點，即發(fā)掘中醫(yī)遺產，繼承中醫(yī)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起，中醫(yī)病房制訂的“西醫(yī)診斷—中醫(yī)分型—協(xié)定處方”的模式，是典型的“西醫(yī)辨病＋中醫(yī)經驗”的經驗性模式。這一模式，至今在全國中醫(yī)院延續(xù)著。
從20世紀60年代起，中西醫(yī)結合研究中以“證候群”為依據所制訂的中醫(yī)臨床診斷標準，是典型的以感性認識為依據的經驗性標準。中醫(yī)的理性原則與科學標準，即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理論基礎上的辨證求因、求機，審因論治，從當代的診斷標準中徹底的邊緣化了。
20世紀80年代以后，為中醫(yī)制訂的病、證診斷標準，照搬了中西醫(yī)結合所奉行的“證候群”經驗性模式，以作為中醫(yī)病、證診斷“標準化”的依據。
1990年開展的“全
國老中醫(y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其宗旨是“搶救老中醫(yī)藥專家的經驗”。一輩一輩中醫(yī)專家們卓越的臨床療效，固然有不少具體的、經驗性的成分，但是，真正的精華是他們在中醫(yī)科學和技術體系指導下，靈活運用辨證論治的思想方法和思維習慣。
1993年以衛(wèi)生部名義發(fā)布的《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1995年納入國家標準的《中醫(yī)病證分類代碼》，從國家權威標準的高度，把“證候群”經驗性模式完全肯定了下來。在此之后的多年里，新藥評審與“三甲”醫(yī)院評審，這些原則和標準都是其中的重要依據。
中醫(yī)大專院校內、外、婦、兒教材的各論中，幾乎無一例外地貫穿著“辨病分型”的思路。尤其第六版《中醫(yī)內科學》教材中，竟然連以往每一“證型”之下的“辨證分析”，也被刪去了。這就從學生受教育階段起，把“證候群”經驗性模式，全面地灌輸?shù)较乱淮嗅t(yī)的思維之中了。
基于上述，當前中醫(yī)的現(xiàn)狀是：基礎理論的科學價值失去了作用，辨證論治的臨床技術不善于使用，充斥教材和臨床的盡是經驗。這就是中醫(yī)的衰落。
這里需要特別強調，今天展現(xiàn)在社會上的“中醫(yī)”，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中醫(yī)本來的、應有的形象了。所以認識和解決中醫(yī)衰落的問題，同樣要以中醫(yī)的科學理論體系和臨床技術體系為著眼點。以經驗為著眼點來思考中醫(yī)的興衰，與過去把中醫(yī)視為經驗醫(yī)學的偏見，犯的是同一個錯誤。國學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礎，應當回到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靈魂中來，而不是僅僅把它作一種遠去的學術去研究。當代中醫(yī)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我們一百年來對國學的冷漠甚至背叛。在為此痛心疾首之時，中醫(yī)應當盡快把國學從博物館請回到中醫(yī)學術和臨床實踐中來，并深切希望從這一歷史教訓中，盡快生長出復興中醫(yī)的智慧和勇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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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07/5/11 15:25 編輯 m.52667788.cn/p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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